三孩政策都出台了，但人们还在纠结要不要生二胎！

近日，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对上海市民进行了生育意愿调研。报告显示，申城半数受访者理想子女数量为一个。

图/新华

近半上海市民不愿生二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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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半数受访者理想子女数量为1个，具体来看，在不考虑政策因素的情况下：

   

■49.3%的受访者理想子女数量为1个

■11.4%的受访者不想要孩子

■2.7%的受访者希望生育3个及以上

大多数人觉得个人精力及时间分配影响生育观念，在影响生育观念的主要因素中：

■个人精力及时间分配是最重要因素，占比62.8%

■其次是工作职业及经济实力

■之后是社会保障体系及养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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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条件是生育多胎的主要掣肘：

   

有48.6%的受访者表示不想生多胎的主要原因是家庭经济情况不允许。

多数家庭抚养子女支出占到家庭总收入的平均比例超过40%，比例较一孩家庭高8.9个百分点。

其中，80.9%的受访者认为孩子的教育费用是最主要的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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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孩生育意愿群体特征：

   

调研还显示，多孩生育意愿群体为高收入、中年群体、自身非独生的受访者。

其中，家庭年收入30万元以上的高收入群体中有49.3%希望生育2个及以上孩子。

根据数据测算，受访者理想生育年龄为28岁。

他国警示：日韩出生人口持续减少高托育率为何难逆转生育下跌？

8月下旬，韩国和日本相继发布人口出生数据。

其中，8月24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日本出生人口为40.5029万，同比减少2.568万。8月25日韩国统计厅发布的《2020年出生统计（最终版）》，2020年韩国新出生人口27.23万人，同比减少10%。

这些数据几乎都创下历史新低。与之相比，欧洲部分国家却出现出生率的反弹。比如，挪威今年上半年新生儿数量比去年同期增加1157个，涨幅为4.4%。德国从2020年12月到今年2月，出生人口较上年同期增长0.8%。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日韩两国均出台多项措施来刺激出生率，其中在托育政策上，两国都给予近乎免费的托育政策。这导致两国托育率均超过30%，其中韩国更超过55%，在亚洲国家中名列前茅，但这并未阻止两国生育率的下行。

“面对生育率持续走低所带来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近年来日本和韩国政府陆续出台了很多刺激生育的政策措施。”清华大学博士后、北京理工大学的助理教授史薇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然而遗憾的是，由于生育政策调整错过了最佳时机，再加上政策力度不够以及执行、落实不到位，政策实施效果并不明显，致使近年来两国生育率下滑态势没有得到逆转。”

• 日韩为何难扭转出生率？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和韩国的低生育率情况并未得到扭转。

其中，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日本出生人口为40.5029万，同比减少2.568万。上半年初步统计结果，创下2000年以来新低。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日本全年出生人口为84.0832万，创下历史新低。

韩国的情况也并不妙。2020年，韩国新出生人口27.23万人，这是韩国年度出生人口首次跌破30万人，较2001年（出生人口55.99万人）减少一半。

日本和韩国并不“孤单”。今年5月份，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0年美国出生率和生育率均创下历史新低。巴西全国自然人登记协会统计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巴西新出生人口数比去年同期骤减24%。此外，2020年巴西新生儿数量较2019年大幅减少17万。

不过，整体来看，日本和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在世界发达国家中排名靠后：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今年4月14日发布的《2021年世界人口情况报告》显示，韩国总和生育率为1.1，在198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98位，连续两年倒数第一。此外，日本也仅为1.4左右。

为此，日本和韩国不断出台政策，希望改变生育率下行的态势。其中一个重要的政策，就是大力扶持托育。

今年7月，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与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共同对两份联合国人口基金两份报告进行中文版的发布，其中在《应对低生育率的政策：有效性如何？》的报告中，指出提供广泛可得、可及和高质量的托育、托幼服务，且在产假结束后立即开始，服务日常开放时间应与父母的工作时间一致，这些都是维持较高生育率的必要条件。

国研中心的一份研报指出，日本2006年通过《认定儿童园法》，提出在保育所的基础上建立认定儿童园，将0-5岁儿童的保育和教育进行合并，建立起“幼保一体化”的托育服务体系。

此外，保育费用方面，日本除了对监护人根据家庭收入状况承担一定比例的征收金，其余部分均由公费承担，其中国家财政负担二分之一，省级和市级财政各负担四分之一。

韩国的托育更为发达，韩国政府在2013年通过了《婴幼儿保育法修订案》，将无偿托育对象由就学一年前的幼儿扩大至0-5岁的婴幼儿。此外，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韩国的托育率超过55%，在亚洲国家中排名前列。

“在日本，孩子从幼儿园、保育园开始，到小学和初中阶段全部免费。而韩国政府给予新生儿家庭一次性现金补贴，还设立了产假、父母育儿假等制度。另外，韩国政府为多子女家庭第二胎及以上孩子免除大学学费，扩大助学金领取范围。”史薇表示。

而在减免教育费用之外，史薇指出，日本很多城市还实施新生活支援计划，为年轻人发放婚房购置金、租金和搬家补贴，鼓励年轻人适龄婚育。在住房保障上，韩国政府增加廉租房和公租房供给，为多子女家庭和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除了这些利好，两国政府还在就业岗位、工作环境、女性权益等方面出台了很多具体措施。

为何包括免费托育等一系列政策，难以阻止日韩的生育率下行？

史薇认为，托育服务作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生育配套政策，研究表明，其实施效果会受到生育文化的调节。通常情况下，在具有正向婚育文化的地区，生育配套政策往往能起到显著的刺激作用，而在负向婚育文化的地区，则不仅不能起作用，反而可能产生抑制生育的反向作用。

“日本、韩国当前的托育服务虽然大多以利好的免费或者半免费形式开展，其中韩国的托育率一度甚至超过50%，但近年来两国生育态势持续低迷，表明鼓励生育的政策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其中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大城市生活成本增加、就业、工作压力增大等，导致不婚主义盛行，两国大量年轻人不结婚、晚结婚。在婚内生育文化下，年轻人不结婚自然不生育，不生育谈何托育。”史薇表示。

• 支持政策怎么走？

从今年上半年各国的托育率来看，也并非没有亮点：环球时报在今年7月份报道称，挪威上半年新生儿数量比去年同期增加1157个，涨幅为4.4%。

此外，尽管美国的出生率下跌，但2020年总和生育率仍然超过1.6。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美国的托育更多采取市场化运作。国研中心的研报指出，美国儿童托育服务体系主要有日托中心、家庭日托点和居家式早教服务构成，以家庭为基础的托育服务是美国婴幼儿照护的重要形式。

史薇指出，英美属于典型的自由主义市场国家，两国托育服务的供给主体以私营主体为主，相对于瑞典、挪威这些福利国家，其托育服务费用相对而言更为昂贵是不争的事实。

“但长期以来，美国的生育率却要比其他经济发达国家高出不少，其原因是除了高收入阶层和中产阶层需要从托育市场上购买服务外，美国侧重于对低收入群体提供支持，大量现金援助、税收减免、保育津贴等配套措施主要用于支持低收入家庭的父母和婴幼儿发展，这客观上使得低收入家庭生得起也养得起。”史薇表示。

从生育率来看，欧美国家刺激生育的政策也确实相对更为有效。

史薇表示，比如德国很早就开始实施鼓励生育的政策，目前德国妇女生孩子不仅可以享受产假和育儿假，在育儿期间还可以领取津贴。除此以外，德国针对女性员工在育儿期间的雇佣政策也不断优化等等。得益于这些措施，德国的生育率近年来维持在每名妇女生育1.54个孩子，在欧洲处于中等水平，2021年略有上升，总和生育率达到1.6。

“与德国相似，挪威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陆续出台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比如育儿假、父母津贴、儿童福利金等，总的来看这些政策也是颇见成效的，挪威在欧洲里面属于生育率较高的国家之一，与2018年的1.6相比，2021年挪威的总和生育率上升为1.7。”史薇表示。

目前来看，解决低生育率绝非是一个单一政策即可完成，而是需要从多方面共同努力。

上述联合国报告指出，在过去30年里，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在全球蔓延。目前，全球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时期总和生育率低于2.1（即低于人口更替水平）的国家。

目前，高度发达国家将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至4%用于家庭支持，用于家庭的公共支出水平与时期生育率以及代际家庭规模有紧密的相关性。但是，家庭政策的大规模扩展往往会对生育率产生相当大的短期影响，但其对生育率的长期影响往往是有限的。目前来看，最有效的政策是能够满足男性和女性在不同生活状况中差别化需求下的生育选择。

此外，还需要密切关注生育年龄的年轻人，就业情况和住房情况如何。